学术生涯与爱国情怀——王浩先生访谈


张奠宙


王浩先生(1921—1995年)是20世纪杰出的逻辑学家、数学家、哲学家。他是华人学者的优秀代表,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。1983年,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与美国数学会共同将首届“里程碑奖”(Milestone Award)授予先生,可谓名至实归。

  我在1991年曾专程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访问王浩先生, 蒙他热情接待,容许我做了一些记录。后来,我据谈话记录,和王善平一起撰写了王先生的传记,收入《现代科学家传记》第六卷(科学出版社,1994年)。但是这份访谈录却没能在王先生1995年去世之前整理出来。现在,王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。我觉得他的谈话仍然显示了他的坚毅的理想追求、睿智的哲学思考,以及热烈的爱国情怀,今日依然会对后人有所启示。尽管这份记录没有经过王浩先生审阅,但是足足两个半天的长时间谈话,笔者应该能够领会他的谈话的基本精神。当然,如果今后发现记录中的错误,概由访问者负责。

  访问时间:1991年8月6日,29日;访问地点:纽约York大道洛克菲勒大学A1楼王浩办公室。

  张: 请先谈谈早年的学习生活。

  王: 我父亲是王祝晨,中学教员,教历史、国文,当过济南第一中学的校长,也是第一届山东省的人民代表,在山东省有些名望。思想左倾,和鲁迅是同时代人。当我是初中生时,就让我啃“唯物史观”、辩证法,可是我读不懂。辩证法是高级的思维方法,孩子没法理解。恰巧那时读到金岳霖先生的《逻辑学》,觉得那个好懂,一步一个脚印。于是立下攻读哲学的意愿。

  抗战开始,我考进扬州中学,后来又转到中央大学实验中学。只读了一年就撤退到长沙,最后在西南联大附中毕业。我要考哲学系,父亲不同意,所以进了数学系。可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就选修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课,三年级选哲学课,金岳霖、沈有鼎先生的课我都听了。

  张: 数学课学得如何呢?

  王: 我的数学也读得不错。杨武之先生讲代数,用的是狄克森(L.Dickson)的原版书,后来也讲过范德瓦尔登(B.L.Van der Waerden)的《代数学》,程度相当高。杨先生劝我专心数学,但我没有听,还是喜欢哲学。不过这些代数知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。1943—1945年间,我是西南联大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,并获得硕士学位。那时联大的硕士水准和美国的博士水准差不多,要求很高。

  张: 您怎样到美国去的呢?

  王: 1946年美国国务院有几个公费名额给中国。 数学系和哲学系都推荐我,我就被录取了。到哈佛大学随奎因(W.V.Quine)教授学习哲学。那时哈佛的课程我在联大差不多都学过,而且用的就是原版。维特根斯坦(L.Wittgenstein)著的《逻辑哲学论》,是沈有鼎先生讲的,所以到哈佛很适应。8个月就通过了“博士资格考试”。当时我不想拿学位,认为做学问就行了。 可是导师说,学位是不值钱,可是你如果没有学位来说学位不值钱,人家就不相信了。于是用一年时间写论文,在1948年2月完成,顺利经过答辩。总共用了两年时间获得了博士学位。

  张: 毕业论文水平如何?

  王: 毕业论文没有多大意思。那时我的导师喜欢搞集合论和公理化体系,周围的人想搞,但是数学功底差,搞不动。我就把他们的实数公理拿来,用更少的公理推出更多的内容。导师很欣赏,称之为“精简的本体论”。也由于导师的帮助,毕业后还拿到Junior Fellow(研究助理)的席位。

  张: 这是怎样的席位?

  王: 这个席位只有权利没有义务,不必教书,只管做自己喜欢的研究,所以大家都想拿它。每年哲学系几个高年资的教授投票选6~8名年轻人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,现在仍然如此。我是拿这个席位的第一个中国人。后来吴大峻也拿过。和我同时拿这个席位的还有后来出名的库恩 (T.Kuhn), 当时倒并不怎样出色。

  张:我注意到你在1952年就当选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院士。

  王:那是一个民间组织,大家推选。我的导师欣赏我,一推荐就当选了。那时人数很少,只几百人,现在多得多了。

  张:你后来怎么会去英国?

  王:我做完一年的“研究助理”,又得到Society Fellowship(学会研究员) 的位子,接着还到苏黎世工作一年,前后三年,潜心做研究。1951年回到哈佛教书。1953年,父亲来信劝我回国,告诉我祖国大陆实行工业化,需要人才。北大马寅初校长也来信聘我为教授。我想,光是懂得一些哲学怎么对工业化做贡献?于是就开始关注和逻辑相近的计算机科学。这需要准备两三年。 另外,中美关系紧张,朝鲜战争还在打,到英国去比较容易脱身。所以就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请,1953—1955年在那里研究哲学和逻辑,实际上是用逻辑研究计算机科学, 1955年能够发表计算机方面的论文。1956年起,他们聘我做Reader,待遇不错。

  张: Reader就是高级讲师?

  王: 翻译不大准确。Reader 相当于准教授。教授有行政职务,reader没有,薪水与教授很接近。Reader的数目也是定死的,一般是一个系设立三个教授,三个 reader。我本打算1957年回国的,可是1957年国内反右运动,父亲被划成右派,回国事情也就搁下了。这样在英国待到1961年。

  张: 听说您身在剑桥教书,就公开发表演说表示对新中国的支持,以至后来台湾不选您做“中研院”的院士。但是您是英国科学院的院士。

  王:在英国,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自然科学院的院士。人文科学的学者则可以当选为科学院的成员。中国人当选的有陈寅恪、夏鼐、赵元任,我是第四个。

  张: 后来还是回到哈佛。

  王: 哈佛重视我在计算机方面的研究,给我戈尔登·马基(Gorden Mackey)讲座教授的名义,当时很轰动。我是第一个应聘为哈佛的讲座教授的中国人。

  张: 从哲学转到计算机,这个弯子很大啊!

  王: 其实所用的数学并不多,只不过那时懂点数学又能注意逻辑的人不多。因为刚刚开始,初创的东西容易受人注意, 一时间可以说声誉鹊起。IBM公司、贝尔电话公司先后聘我去兼职。在那里我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, 有些已经成为经典。 例如“王砖(Wang Tile)”等,在物理学上也用得上。有一天,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告诉我,在结晶学上用了我的结果。

  张: 你因此得了国际上出名的“里程碑奖”。

  王: 这是人工智能国际联合会和美国数学会联合颁发的奖项,我是第一届,以后还继续在颁发。

  张:可是你后来又回到了哲学。

  王:本性难移。最终我还是回到年轻时向往的哲学研究。在哈佛很忙,博士生很多,要上课,指导很多论文。学生中有些很出名,如库克(S.A.Cock),在P=NP问题上贡献很大。

  张: 您有华裔的学生吗?

  王: 没有。许多留学生只做中国哲学研究, 比较方便。但是我偏要研究西方哲学,而且还要影响西方哲学。如果我在IBM工作,也许会赚大钱,但是我的内心里不想做这类麻烦事。我有我的梦想:研究哲学。1967年起,我希望钻进哲学的象牙塔里去。于是辞去哈佛的教职来到洛克菲勒大学,不必教书,只要写作, 很合我的胃口。至今已经20多年了。杨振宁希望从普林斯顿的象牙塔里出来,我却希望能够钻进去,真是人各有志啊。

张:您怎样和哥德尔开始合作的呢?

王: 1960年代我们通过信。从1971年,则开始密切接触。我大约每两周一次,用一个半小时从纽约到普林斯顿,和哥德尔会见,谈一个下午,主要讨论哲学。因为懂逻辑、喜欢哲学,也知道一点数学的人不多,所以我是能够和他谈话的合适人选。所以我每次去,他都很高兴。哥德尔是想用数学改造哲学, 把哲学弄成数学一样。这我不能同意,但是他的谈话使我受益非浅。

  我们开始时谈得很随便,我也没有记录,更没有使用录音机。后来渐渐地觉得应该记笔记,他也不反对, 有时还把铅笔削好递给我。1987年,我写成《哥德尔的反思》(Reflection on Godel),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。里面有一章谈哥德尔自己的哲学,现在把它抽出来,另写一本书叫做《与哥德尔的谈话》,目前正在写作中。

  张:你的哲学偶像是谁?

  王:对我影响大的哲学家是康德、马克思。从师承关系来说,则是金岳霖—沈有鼎—王宪钧—王浩。他们三人都是我的老师。

  张:您的哲学思想能够简单描述一下吗?

  王: 我主张的哲学可以说是“事实主义”,或者说“抓大事主义”,英文是Factual。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哲学太专业化,弄得不是专家就没法懂得哲学。我的目标是搞超越专业化的哲学,不钻牛角尖。让年轻人对世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,这和马克思的目标相近。不过哲学也不能空,既要用专业知识,又不能侵犯别人领域,这界限不容易划。无论如何,我不搞经院哲学。

  张: 您怎样看数学和哲学的关系?

  王: 我在1950年代到哈佛的时候,数理逻辑很热, 我也被卷进去了。那时搞数理逻辑,50%数学,50%逻辑。现在是90%数学,10%逻辑。哲学系的逻辑不行了。现在的数理逻辑,只是搞集合论的少数人懂,大多数人不感兴趣。我是把数学作为工具使用,我的哲学要能够概括现代的知识,做到通俗易懂。

  张:如何看待20世纪初年的三大数学哲学流派的论战呢?

  王: 我不认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。这是不同范围内的特有观念。如果你只需要逻辑演绎推论,那么你懂得形式主义就够了。如果你还要扩大认识,则用直觉过渡到无限,形成直觉主义。如果还要扩大,那就百无禁忌,信奉柏拉图主义就是。所以各个流派是一层一层套着的,不是哪一个对,哪一个错。

  张: 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呢?

  王: 在1970年代我也很信马克思主义。比如消灭三大差别等等的共产主义思考是对的。不过后来我发现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“无产阶级”,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并没有这样一个阶级,很多道理说不通。毛泽东的哲学许多是对的,如果他到1956年为止,那是很伟大的。

  张:您对中国哲学研究有什么建议?

  王:现在两部分人对哲学和逻辑有兴趣,一部分是计算机科学,一部分是自然辩证法教师。我想帮助这两部分人。我写的《数理逻辑讲话》在逻辑上已经够了,另外有两本书可以介绍给大家:贝纳塞拉夫(P. Benacerrof)和普特南( H. Putnam)的《数学哲学文选》(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: a Collection of Essays),蒂莫茨柯(T. Tymoczko)的《数学哲学新方向》(New Direc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)。

  对于中国的数学教师,我推崇吴文俊的工作。他真正见了实效,比国际上的许多工作要深入。他的机械证明方法,把数学、计算机、算法,用一根线穿起来,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非常重要而且有趣。中国的数学教师,都应该懂得他的工作。

  张: 最后请您谈谈访问中国的感想。

  王: 我是1972年随任之恭、林家翘等一起回去的。 回去后内心非常激动。看到许多老师,如周培源,他教过我们力学。回来之后写成《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》,在香港发表,后来许多杂志转载。中间对文革中的中国现状有一些溢美之词,招来不少批评。但我不后悔,反而继续研究。1979年在香港《广角镜》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,算是研究的结束,以后再也不写了。

  张: 现在怎么看这些文章呢?

  王:当然有许多错误。我是搞逻辑的,只有前提正确,用逻辑方法推出来的结论才能正确。我当时看到的事实不全面,前提不对,文章自然要出错了。

  张:动机是好的。

  王:那是。有人说我“拍马”,那是没有的事。我为何去“拍”?何必去“拍”?不过是爱之心切而已。我父亲说过:“谁能把中国弄得强盛,我个人做灰孙子都行。”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。